游行、骚乱、街道变战场！政治基础变了，政治家烦了
▼ 当今世界最巨大的力量是变革的力量
导读
20年来经济全球化、WTO加剧了国家间、阶层间的“两极分化”，致使政治基础发生变化，带来社会骚乱的国际化，在对待这种历史拐点性问题上，政治家伟大还是平庸，高下立现。
本文发表于福卡智库《高层内参》第48期
世界正在进入“震动”模式，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像“闹铃”一样打破平静，中东、东南亚、拉美甚至西欧，都在经历“混乱时刻”，要么街道变成战场，要么新纳粹主义大搞“火炬游行”。
各国政府防不胜防，部分领导人因此下台。
世界性骚乱的背后
比较研究这些国家爆发骚乱的共性，就会发现2011年前后是个起点，这是为何？先来看一组数据：
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继续走高，达到0.451。从1947年起到1981年的34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36左右徘徊。
但是在1981年后，基尼系数开始稳步上升，到1990年上升到0.396，2000年达到0.433，直到2012年突破0.45。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2014年美国新经济联盟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
这1%人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平均财富差距超过20倍以上。
IMF发布报告称，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控制了该国71%的财富，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30%增长至2012年的48%；同期，占总人口0.1%的顶级富翁们的财富占有率也由2.6%增加至10.4%。
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据英国《卫报》今年初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亿万富翁的人数翻了一倍，全球2200名“十亿级”富豪在过去一年里总共增加了9000亿美元。
全球最有钱的26个富豪掌握的财富约等于全球38亿贫困人口全部家底总和。其中亚马逊的贝索斯只要割舍1%的个人财富就能支撑埃塞俄比亚全国的公共卫生支出。
在新西兰，5%的精英所掌握的财富要高于90%的底层；印度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81升至2018年的0.85；澳大利亚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底层70%的民众财富总和。
这一连串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在2011年前后，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冲击下，各国阶层间的“两极化”现象变得异常尖锐。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社会骚乱国际化了。
美国社会撕裂成就了特朗普
以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为例，分析全球化造成阶层消亡带来的政治基础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008年日本记者、作家堤未果出版的畅销书《贫困大国美国》中称，美国社会已明显分为富裕层和贫困层两极，中产几乎消亡。
表面原因是他们背负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巨大的债务，多数美国人毕业后很多年都无法还清教育贷款，越来越多老年人陷入信用卡破产案件当中。
深层次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后电子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的爆发式革命，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再转型，造成了劳动力结构、收入结构、社会分配结构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是“两极化”的内部原因。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科克哈尔表示，美国中产阶层的衰减，在于收入不均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而这与全球化、工作外包、科技进步有关——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产业国际转移带来了国家间、阶层间财富分配、社会发展的巨大“断层”。
有报告称，2013年美国快餐业的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的年薪之比超过了1000∶1。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000年至2013年间，美国中产阶层在50个州全面萎缩3%—6%。
从2000年到2014年，在美国229个都会区中，90%都出现了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减少的状况。纽约、洛杉矶、波士顿、休斯敦等大都市区的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更要命的是这种“分化趋势”在2011年以后日益严重。近年来，美国社会频繁出现的各种运动、骚乱，既反映出美国社会极化的加剧，也说明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但都与中产阶层的不满有关。
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WTO加速美国中产阶级消亡，他们的怨气成就了善于操弄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他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制造出新的“政治正确”，并用足这一手段。
因为，在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隔断的背景下，美国63%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梦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特朗普的底牌——不选我，还要继续做噩梦！
各国政治基础变了
被全球化拉大的还有国家间的“断层”，全世界拥有工业体系的国家不超过50个，制造业比较先进的国家不超过20个，而掌握高端制造业及核心技术的国家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例，全世界能够制造的只有中美俄三国。其他国家只能排队购买。这种“断层”在本轮产业体系的竞争中几乎不可能弥合。
在发现“价值洼地”的过程中，老牌工业化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的最高端——金融衍生行业，而制造业则被中国紧紧抓住，并发展成为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制造能力最强的新兴工业化大国，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这是发达国家（西方人称之为北方国家）对全球化刻骨铭心的体会——企业没了，中产阶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社会骚乱的坚实基础。
2019年初，美国一本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道尽经济全球化留给美国制造业“残留的躯壳”的凄惨、悲凉。
当然承受其冲击的却是底层白人——拥护特朗普上台的绝对主力军。今天这股势力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回波”，转变为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
全球化使世界中心发生转移，原本中心地带的人开始怀念过去那个高高在上、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利的年代。他们觉得原本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开始“入侵”、剥夺了他们的优势和特权。
南方国家最初普遍把全球化视为福音，但后来发现政治秩序才是主要受益方，全球化所激发的希望与政治秩序的保守僵化之间迅速形成了一道鸿沟。南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制度不清楚、不喜欢、也不理解。
因此无论南北，骚乱一触即发。所有这些骚乱的共同点就是对“体制”的质疑。而这个概念含义模糊，和“政府”或“政权”等词语不同。
“从前，政治是刚性的，社会是柔性的；如今，政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各类社会组织却拥有了最强大的能量。”现在，占领广场象征着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传递出“黎民之苦只能靠黎民来救”的信号。
这相当于对所有政治代表发起了集体控诉，使形势复杂化。如果政府妥协后抗议者仍然感到不满，政治家们就会陷入混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回应和化解抗议的空间。
这些社会骚乱使政治遭遇了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对它们进行回应的余地也非常狭窄。在遭遇阶级极化、国家断层、信任危机三大挑战后，政治基础变了，政治家烦了。
历史拐点期的政治家
历史拐点时期往往会成就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平庸政治人物的“滑铁卢”。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精英们坚守现状，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计划；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组织者们也提不出明确的诉求，甚至根本不尝试提出诉求。
如，有些“黄背心”参与者上街的理由仅仅是“我已经两年没出国旅行了”。对此，从政治家的处理方式上可见高下：
寻常的政治家只会用常规、常态方式应对，结果注定是败下阵来。
比如秘鲁总统对因“地铁涨价”引发骚乱的处理，先是贸然镇压，然后是紧急叫停，强力反弹之下开始妥协退让，用今天否定昨天。
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前段时间“德国另类党”（诞生于欧债危机之时，反对德国去救“欧猪国家”经济，也反欧元、反欧盟。但它的崛起速度惊人，仅仅四年间议会席位从0暴增到94席，在欧洲议会也占据11个席位）高级干部霍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旦历史的转折点到来，我们德国人就不会犹豫，我们会把“现代的垃圾堆”（德国的移民，主要是穆斯林）清除干净。
他又说：对一个能抚平民族伤痛、克服撕裂、重整秩序的历史性人物的渴望，是深深扎根在德国人心灵中的。这话明显是在暗指希特勒的“重生”。
用“压”和“杀”来解决全球化问题，显示出此类政治家的原始与愚昧。
高明一点的政治家会尝试用“非典”的方式解决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的马克龙还在为“黄背心”运动而头疼（不幸的是今年这个头疼病又犯了），最初他对“黄背心”运动的反应并不在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已。
随着事态升级他开始本能地镇压，遭遇强烈反弹后，他随即调整策略以“怀柔”替代“高压”：
一方面在国内展开大辩论，取消加税，对“黄背心”参与者进行补贴，缓解矛盾；
另一方面，对还在街上闹事的“暴徒”加大打击力度，赋予警察“超级执法权”，并对媒体进行针对性“管控”。
但无论是分化瓦解，还是一手软一手硬，都是传统政治手段的“勾兑”而非治本之策，只是由“堵”到“疏”，没有版本升级。
伟大的政治家会因势利导，用重构的方式把事态引导到自己预设的话题与方案中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推出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并能产生对现状的“革命”与对未来的引领。
对待正走红欧洲乃至世界的瑞典女孩桑伯格的不同态度，也许是检验政治家的“新标准”。
2018年15岁的瑞典女中学生桑伯格发起了全球气候罢课运动，倡导为减排而罢课，居然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响应。为此她获得了“大赦国际”颁发的良心大使奖，而过去17年里只有像南非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英雄人物才获此殊荣。
今年9月，桑伯格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严厉指责法国、德国等国用空洞言语偷走了年轻一代的梦想。
一个16岁的小女孩的讲话能有如此号召力和权威性，以至于特朗普、马克龙、普京都做出了反应：
马克龙认为与其空谈环境与未来的大叙事，年轻人恐怕更需要脚踏实地（该干嘛干嘛去吧）。
普京对小小年纪就操心人类命运的小姑娘表示了担心，希望她不要负担太重（姑娘，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特朗普则调侃“她看起来像一个对光明美好未来充满向往的快乐小女孩，这看起来真好”（还是去读童话故事吧，孩子！）。
倒是奥巴马借题发挥了一把，高调接见了桑伯格小姑娘，显示出职业政客的精明。
显然，这些政治家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其实这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抓手，也是显示领导人“国际担当与道德水准”的重要机会，更是把全球化问题纳入自己政治理念、政策体系的难得机会，比方说在“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
对这个小姑娘的正面呼应，除了确保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还能塑造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放弃了这样的机会。显示出他们与伟大政治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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